[34]参见严励：《社会转型与‘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科学发展》，第52-53页。

[31]朱英、尹倩：《民国时期的医师登记及其纷争———以上海地区为考察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17] 夏朝立法中确立了以习惯法为主体的五刑刑名，包括大辟（杀头）、劓（割鼻）、宫（毁坏生殖器官）、剕（断足）、墨（割开头颅，关注墨水）。

[25]参见赵卯生等编著：《医学法学概论》，中国物资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8页。而反过来，法律一经产生即会在相关的领域发挥其秩序维护功能，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营造必要的秩序。具体来说：生命法的发展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13世纪，法国制定了《医生开业法》、《药剂师开业法》，威尼斯制定了药剂师管理法，15世纪，意大利制定了《佛罗伦萨药典》，英国也颁布了行医制度以及城市公共卫生方面的法律。[26]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

另外，造御膳时，误犯食禁（据《食经》，苋菜不得和鳖肉、干脯不得入黍米之类的饮食禁忌），主食者绞。法律既为社会力，则社会变迁，法现象不能不与之俱变。但枫桥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法治遵循的也许不是这种线形的逻辑。

[5]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社区矫正对象奖惩审批表》。通过1999年《人民日报》的通讯和评论，枫桥经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正式同对经济发展的推进作用联系起来，即当地干部群众始终把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切实走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子[10]。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强调枫桥经验的民主、自治成分也好，还是强调其政治化、运动式的成分也好，都较为单一，实际上脱离了枫桥经验本身的具体治理方式及真实运作状况。

枫桥经验的最大特色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2]。他们提出了村子看院子，院子看班子，班子看班长，一层做给一层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全面推进基层组织建设。

控制在先，敏感问题早防范。枫桥地区由此创造了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说理斗争，没有打人，更没有捕人，就地制服四类分子的好经验。它的意义当然是积极的，但必须经历再一次的发展和转型。标语口号本身的言简意赅意味着巨大的动员性，要么使民众形成某种依赖和习惯，而满足或停留于道德宣讲和意识形态教化的层面，无法将重点转向法制本身的制度性和规则性层面。

一方届时不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可直接就调解协议的履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么适得其反，加剧人们对于宣传内容本身的排斥逆反心理，所以过度的宣传反而不利于法治精神的培育。可以说，当地的每一届政府都把枫桥经验作为一个必须认真重视的政治资源。另一个则说明对村民的制度约束，让其知道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21]《完善‘七个一抓手，造就一方平安--岫山村深化‘枫桥经验总结》。《社区矫正对象就业情况登记簿》。

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与融合，看清其中的困境和出路，这样才有可能开辟属于中国特色法治化道路的美好未来。因此，中国今后法治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必然会以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到国家政权建设时期的一系列基本治理经验为主要背景和路径依赖。

枫桥经验的的确具有发展性、立体性和丰富性。在调查过程中，张学军发现两家的关系以前一直很好，大学生的婶婶把丈夫的侄子视同己出，平时关爱有加。当时的政治环境比较严峻复杂，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各种反华势力蠢蠢欲动，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中央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改造四类分子[8]。此外，有研究者也指出：在列宁主义者看来，一条标语就像一辆坦克一样有用，这与儒家是一致的。《社区矫正对象外出请假登记簿》。四个统一：调解干部调解纠纷时认识要统一，调解纠纷程序要统一，法律政策依据要统一，处理方案要统一。

要调查研究，不准主观臆断。所以，我们必须看到枫桥经验和民主自治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

正因为村民代表大会可以监督干部，后来许多村民亲切的称村民代表大会是小人大。它也是人民群众在解决各种矛盾、实现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创造性智慧的结晶。

它是一种对象化的实践，也是一种主体化的实践。所有这些工作方式和机制，有些属于传统的治理方式，有些则属于现代的治理方式。

但是，作为共产党在新时期治理法宝之一的枫桥经验，其性质一旦发生变化，缺口一旦打开，必然就能够进一步包容更多的经验和法制实践方式。因此，枫桥经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似乎也有可能通过政治化和集体化的方式，经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转变。反过来说，既然调解的主要功能也是通过教化达到善治，那么当中必然也充斥着各种的指导性的、标语性的内容，更生动地表达了通过说服、教育、感化而就地解决矛盾的方针。还有个人调解，比如各级人大代表、老党员干部、企业主、老年人等的调解，占调解数量的5％左右。

而对于分散在村的外来人口则建立由村干部、协管员、计生干部、外来人员代表组成的委托式管理制度，并建立了外来流动人口实名登记、出租房屋对应登记、基础资料信息管理、工作经费统一筹措、劳务纠纷和治安纠纷分层次处理的管理机制。被赋予最新时代特色的枫桥经验：以人为本，依靠群众。

不过，面临这些密集的标语口号和各种宣传教化，我们还是有必要思考其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新时期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

其次，在调解过程中，他不仅非常耐心说理，而且也自觉寻求当地村干部的支持：这些情况让张学军感到此案调解结案是最好的方式，哪怕磨破嘴皮也要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为适应工作需要，枫桥镇设立了综合治理工作中心。

枫桥经验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新型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的类型[33]。枫桥经验由此告诉我们，在复杂而又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中国制度转型面前，我们既要看到人们在运用着什么样的法律（在知识意义上），也要看到人们如何运用这样的法律（在实践意义上），同时还要看到人们运用这样的法律时发生过怎样的观念转变（在历史和文化意义上）。其次，片面强调标语口号式的法治宣传形式，未免比较单一。这就是枫桥经验真实的治理状况。

调解的效果最终和枫桥经验所追求的以人为本、团结和谐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枫桥经验到底是自治的经验，还是统治的经验？作为自上而下的治理经验，枫桥经验当然需要各种集中的、动员的、综合化的组织管理模式。

这已不仅是执政能力提高的问题，更重要的意义是执政重心的转移，即强化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4]参见周长康、张锦敏：《枫桥经验的科学发展》，前言，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版。

在这个意义上，枫桥的实践不过表明，国家与政治是人民参与社会管理、实现依法治国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背景。《社区矫正情况记载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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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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